新华网北京５月３１日专电（记者岳瑞芳）在近日于北京召开的对外经贸大学第三届“瑞穗基金金融论坛”上，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王振中认为，对金融危机造成的全球金融损失的严重程度不可低估。通过这场危机，各国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和设计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希腊风波等“尾部风险”事件需引起足够关注。

　　记者了解到，为了建立宏观审慎监管机制，无论是美国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比如，美国的金融监管不仅把所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纳入到宏观审慎监管的框架之下，而且对这些机构提出了更高的资本充足率、杠杆限制和风险集中度等要求，并对超大型或特别复杂的金融机构征收新的系统风险税金。

　　在美国政策设计的影响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更加明确地提议２０国集团成员的银行等金融机构应缴纳“金融稳定贡献税”和“金融活动税”，以有效遏制银行等金融机构为逐利进行的高杠杆操作。

　　“但上述建立的宏观审慎监管机制的政策构架在没有呈现国家主权债务违约风险之前还大致可以应付，迪拜、希腊等一系列看似概率极小的尾部风险事件发生后，目前出台的宏观审慎监管的内容就明显缺少了点东西，那就是人们对国家主权违约风险的关注。”王振中说。

　　据了解，长期以来，西方金融界普遍假定，西方政府是守信用的，是不敢也不会违约的，因此，在为西方政府提供贷款，或是购买这些主权国家债券形式的债务时，银行通常既不要求抵押品，也不计提大额准备金，原因是在银行业监管者的理念中就认为主权国家债务的“风险权数为零”。但希腊与迪拜的风波为金融界敲响了警钟，看似概率极小的“尾部风险”事件却一再发生，逼迫银行业的监管措施必须得到校正。

　　瑞穗综合研究所市场调查部部长长谷川克之在论坛上认为，希腊及欧洲的政治风险背后，存在着欧洲各国产业构造的不均衡和基本经济因素的差异，欧洲区域内的经常不均衡是全球不均衡的缩影，其背景是内需的增长率差别和各国的生产型差别的存在。

　　他认为，希腊问题是关系到欧元区经济结构的问题，甚至“财政问题不仅是以希腊为首的南欧的问题，也是先进国家共同的问题，恐怕会波及英、美、日，需要引起足够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