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金融创新，人们往往关注它的风险性，而没有注意它产生的源头。事实上，直接导致这场金融危机的金融创新产品，是市场为了应对美国贫富分化过于严重、消费需求不足而选择的一条捷径。”刘煜辉说。

　　次贷危机爆发后，众多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濒于破产，不仅超前消费的意愿破灭，就连实实在在的日常消费也变得能省则省。更让美国经济堪忧的，则是近两年正在大步挺进的人口老龄化进程。

　　这些都意味着未来的美国消费者，收入增长亟需寻找长期的支撑点，从而增加储蓄率和消费能力，让美国人变得真正有钱起来。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孙哲对《环球》杂志记者表示，提高储蓄率和降低失业率将成为美国政府长期的艰巨任务。而重新发展制造业、回归工业化的选择，是美国在有意尝试一种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可以发现，美国政府目前的思路非常“朴实”，那就是通过扩大实业生产的途径，提高劳动者的有效收入，从而促进人们的实际购买力，而不仅仅是靠贷款权限和信用卡账户上的透支余额来“画饼”。

　　“去工业化”还是“再工业化”？

　　虽然从长期来看，美国经济正在进行一场缓慢的调整。而当下，这场调整只是经济低迷倒逼出来的一次尝试。

　　大部分专家认为，这场对制造业和工业化的“回眸”，能持续多久难以判断。但在短期内，却是美国和欧洲政府追求其他经济与政治诉求的潜台词。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刘元春认为，这很可能是一场概念的炒作，“甚至可以说是一场作秀。”他认为，美国对经济增长重心的定位，不可能真正地、长久性地调整到制造业上来，这只是经济不景气期间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奥巴马政府目前正在上演的这部传统回归戏，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

　　从美国去工业化过程开始，就一直伴随着“再工业化”的讨论和呼声。尤其是每当经济面临不景气、就业率下降的时候，“再工业化”的思维，便会被一些经济学家和政客们搬出来渲染一番。

　　“但是，最起码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次‘再工业化’的呼声是真正落实在实际行动层面的，或者是长期持续下去的。”刘元春说。

　　这一观点得到了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的支持。“美国经济的未来发展趋势，不可能避免产业空心化的‘宿命’。”李迅雷表示。

　　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是一个制造业“小国”。制造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重达到了15%，占全球制造业的份额则高达20%。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目前提出的所谓“再工业化”，是为了防止部分领先的产业在世界上失去领头羊的地位。但如果不是这场金融危机的刺激，高成本产业链的继续向外转移，才是美国工业的发展趋势。

　　从这个角度上看，去工业化才是美国经济的长期取向。在尝到了通过资本增值来做大经济蛋糕的甜头后，重新回归到依靠劳动力和资源、能源带动经济增长，这一思路本身也许并不符合产业演进的逻辑。

　　从历史经验中也可以发现，一个产业链条中价值含量、增值能力最低的往往便是制造和加工环节。而为了追求更高的利润回报，对服务的加强、对技术研发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以及对行业标准的制定，才是一国控制产业制高点的主要手段。

　　这也是为什么过去多年，大量的美国公司将生产部门转移到新兴市场国家，却往往将核心研发部门（R&D）留在美国总部的重要原因。

　　由此可见，产业链条逐渐走向高端的趋势也许可以迎来更多的资本回报，但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而产业升级之后，低端链条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转移，则不可避免。因此，通过暂时的制造业出口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也许正是美国政府走出经济泥淖、甩掉高失业率的一个缓兵之计。而“再工业化”的思路，则可以视作政府获取支持率这一利益诉求的体现。

　　从政治诉求的角度，“再工业化”的宣传是政府为了维持民众对经济恢复的信心而注射的一剂强心针。刘元春认为，美国民主党对工会的支持和对中低阶层选民的依靠是“再工业化”理念的政治背景。

　　奥巴马政府承诺的5年内对外出口翻番、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无论能否真正实现，最起码可以让被居高不下的失业率不断打击的民众信心得到一定程度的平衡。而这一平衡，对维持选民对政府的支持非常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11月即将展开的美国中期选举，是造成“再工业化”理念发酵的一个短期因素。为争取地方选民的支持，使得不少国会议员支持美国“再工业化”的诉求，同时这也促使他们以“再工业化”、加强制造业出口为缘由，就贸易逆差、人民币汇率等问题屡屡发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