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教授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十周年专场发表演讲表示，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靠的是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一个企业家的想法得不到大家的认同?这要牵扯到一个概念，「不确定性」。我们经济学一般缺乏分析，而且经常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起来。

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在1912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主任就写了一本书，严格区分了「不确定性」和「风险」。他认为风险可以量化，而不确定性是不能量化的。

不是大数据成就了比尔盖茨和马化腾。企业家面临的是另一种问题，企业家的决策不是靠分析数据得出来的，过去不能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

我们想象一下，今天我们消费的产品，或者我们熟悉的主导产业，20年前谁能知道?30年前谁能预知到?没有人。同样，未来20年、30年究竟什么会是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觉得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就算他预测到，我们也不会相信，只有通过他自己的打拼，并且成功了，我们才会知道。

由于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判断一个想法的难度这么大，所以我们需要企业家。如果企业家做的事大部分都是能看到的，如果企业家可以靠统计的数据或者过去的经验来决策，那么我们就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就可以了。遗憾的是，现实不是这样的。

这就要求企业家有一种特殊的素质。

我在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企业家问题。我总觉得他们是一类与众不同的、人类当中少有的一部分人，甚至可以说，我们人类的整个发展全是企业家精神带来的。包括10万年前，最初走出非洲的人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包括中国往海外移民的时候，第一批移民也具备企业家精神。所以这一类人对人类真的太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感悟，对未来的判断力，这都是我们常人不具有的。

如果我讲的这些对的话，我们研究增长和转型，最核心的就是看它们能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作用。如果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地发挥作用，那么你制定的任何政策，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

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呢?其实就是四个字。

首先就是自由，自由是创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当然，想象首先必须自由。另外就是法制，就是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是有规则的。如果这个社会的规则过分的乱，可以由当局者任意操纵的话，那企业家精神就无法真正发挥出来。

自由和法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企业的制度环境会比较稳定，企业家对未来能有一个预期。最后成功与否，就取决于他自己了。

这个时候，好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会跃跃欲试。这就像大部分经济学家强调的，私有产权的保护。200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

「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

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