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慌心理的探源与应对

　　社会：恐慌考验社会安全网和政府公信力

　　【作者】毛寿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一个人可运用的社会资本越少，自我保护的反射就越强

　　防辐射而去“抢盐”，看似荒唐，但背后折射出不少问题。

　　在我看来，不是所有的“抢盐”都是恐慌下的“从众行为”。中国人一直有抢盐的习惯，一旦看到物价上涨的风头，大家首先去抢盐。上世纪八十年代，盐价、油价经常涨，抢购行为并不少见。

　　人群中，一部分是理性的，一部分是非理性的，还有一部分是以反理性的方式来做的。比如买盐，别人去买的时候你不去买，万一真卖完了而你又需要，那你就吃亏了，家里可能无“盐”以对，那不得去求别人要盐了吗？所以，有这种思维的人是理性的；还有些人在别人越不理性的时候，他越反理性地去抢购，可能获得一些投机，这在股票方面非常明显。大家抢购盐时，就有游资炒作，把盐业股票价格抬高。

　　不过除去反理性的方式，恐慌行为都是基于对自身利益受到伤害的担忧。这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安全网相对比较缺乏，更多的时候需要自己确保安全与否，个人保证个人的利益。

　　通俗地讲，社会安全网意味着一旦出现问题，大家很容易得到别人的帮助。比如没有盐了，谁家有盐可以帮上忙。过去，这种社会安全网依赖于乡委会、村委会、单位，现在，城市人即使是亲戚朋友都很少走动，相互间也不愿“求”人。换句话说，一个人可运用的社会资本比较少，这使得人们必须依靠自己。

　　在灾难面前，日本人比中国人显得“镇定”很多。一方面从灾害应对来讲，日本对灾害管理的常规化程度比较高，他们经常有常规化训练，灾难面前不容易着急；另一方面从社会成熟度来讲，如果中国平时有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够让参与其中的人认同感较高，在危机面前这些社会组织就能起到削减恐慌的作用。因此，发展公民身边较多的、可依靠的社会资本（比如民间组织的建设），让社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安全网是非常重要的。

　　面对类似于“抢盐”的集体行为，关键时刻政府只能选择做两件事，一是告诉老百姓专业性的知识，辟谣；二是整顿规范市场，稳定食盐供给。

　　一般情况下，政府需要请专家解释科学知识，但我们很多专家说的话往往老百姓“听不懂”。例如，专家说核辐射影响不了中国，但是结论说得太坚决，容易引起质疑。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辟谣确实要传达给公众客观和现实的话语。但更重要的是，应该在平时就让大家接受科学的知识，或者让老百姓习惯于一些不确定风险。如果平时很安全，忽然面对风险，那么公众要追求更高的安全感，就会出现恐慌行为。

　　当然，很多恐慌与灾难有关，还有很多恐慌与政府自身政策有关，比如“限购令”下的购车、购房恐慌。这与政府公信力不足有关。

　　去年，有的地方政府曾一度辟谣说买机动车不会限号，但后来又有限制政策出台。现在核专家说中国的核电站都是安全的，但第二天有关部门就要求对核电站全部进行检测。这种矛盾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但中国缺乏一个政治空间的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总是有不同利益代表说话，而我们经常搞“一言堂”，所以政府的话成了唯一的，政府做任何事情都是绝对的，但一旦发现政府进行政策变化并会来回折腾时，政府公信力自然就低了。

　　所以，政策本身的出台过程需要一个辩论的空间并让公众参与进来。可信度都是通过相互质疑和辩论提高的。只有公众充分参与决策的讨论过程，社会安全网才能从根本上发挥效用，而政府公信力也才能逐步建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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